楼主 | 收藏 | 举报 2016-10-14 20:25   浏览:564   回复:0

《世界佛教通史》:全面展示佛教的“共相”与“殊相”

 人民网10月13日电  佛教的产生、发展与传播,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特点。这是佛教的特殊性表现或“殊相”。除此之外,佛教还有佛教之为佛教的本质性规定,也就是佛教的普遍性内涵。但佛教的“殊相”纷繁复杂,不仅佛教发展的历史悠久,传播区域广泛,涉及的文献语言异常众多,而且佛教自身的开放性也催生出历代高僧大德因事因地因人而持续不断地思想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先生主编的十四卷十五册《世界佛教通史》填补了这项学术空白,充分展示了世界佛教文明的多样性表达及其深刻的本质内涵,在当代佛教研究中树立了一座丰碑。

全面展示世界佛教“本土化”的最新成果

作为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的佛教,主要流传于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整个“世界佛教”的版图中,既有印度的“原生型佛教”,也有大量由印度传入的“输入型佛教”。一般认为,由印度输入的佛教,总会面临“本土化”的问题,总是要与被输入地区的文化密切结合,进而才能被当地的人民接受、信仰。这样的“本土化”表现,在佛教传播史上琳琅满目,极大地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历史。佛教思想在面向不同信教群众的时候,总要结合不同信教群众的文化基础、思维习惯等,通过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的表达而被接受。这样的佛教信仰者,自然存在于不同的地域、民族与不同的时代之中。在有些时候,同样的思想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表达形式。比如,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在汉地的塑像多是手举宝剑或手捧经卷,在藏地的塑像则多为怒目圆睁的金刚愤怒像。诸如此类的表现形式,《通史》中都有比较详尽的展示。

(一) 全面展示了佛教存在的地域性差异

佛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恒河中下游传到犍陀罗地区,并进而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新疆、内地乃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的越南等地,传到了中国藏族、蒙古族生活的地区,也从南亚次大陆传到斯里兰卡、进而传到东南亚地区。现在,佛教在欧美地区也十分活跃。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佛教存在的区域十分广泛,各地的地理环境极为不同。在不同的地域,比如内陆海岛、山川河谷、农区牧区、都市乡村、热带温带等,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都会对佛教的存在形态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印度佛教作为世界佛教的源头活水,《通史》的第一、二卷,集中分析了“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在印度,佛陀圆寂百年之后出现的佛教分裂,就与佛教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有关。商业经济的发达,导致恒河中下游吠舍离地区(东方)佛陀所定戒律,特别是金银戒持守的困难。吠舍离地区僧人变通金银戒律的结果,则招致了来自于商业经济不甚发达的恒河中上游摩偷罗地区(西方)僧人的抵制。“十事非法”与否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了后来佛教的发展态势。大众部、上座部的根本分裂,就此奠定基础。吠舍离地区的自然环境及其商业经济的发展之间,无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商业经济的发展则又进一步与持守佛教的戒律密切相关。类似的佛教传播个案,《通史》均有较为清楚、详细的分析。

结合佛教传播地区的自然环境,《通史》花费大量的篇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通史》按照当代政治的国别概念,分别对中国、日本、朝鲜、越南、斯里兰卡、东南亚诸国以及欧美等国的佛教概况进行了分析。作为世界佛教主体部分的中国佛教,《通史》分列六卷(第三——八卷)共七册进行了分析。其中,汉传佛教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一卷。第九——十一卷分别叙述日本、朝鲜、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集中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的佛教。第十三卷对亚洲之外主要国家的佛教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从这样的分卷分析可以看出,《通史》非常注意佛教传播与发展的地理环境、政治背景与文化基础。比如《通史》第三卷在分析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传播情况时,分三章30余万字对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佛教的特质及其自然、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南文北质”——北方重禅修、南方重般若的文化依据。类似的分析,贯穿在整部《通史》之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涉及佛教文化传播的地理空间问题。尽管《通史》对这些问题没有花费更多的笔墨,但折射出作者们对佛教文化地理空间的一种认识自觉,为今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 全面展示了佛教存在的民族性差异

地域与民族密切相关。各个民族都有其原有的文化底色,那样的文化底色,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佛教文化的传入,必然要与该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发生碰撞、交流,进而在碰撞、交流中取长补短,完成佛教文化在该民族文化中的积淀与定型。

《通史》用六卷七册的篇幅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与中国佛教的地位是相称的。自从佛教在印度衰亡之后,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世界佛教的主体,不仅信仰佛教的人数最多,而且三大语系也最齐全。在当代中国的三大语系佛教中,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无疑具有更为广泛的世界影响。

《通史》详细分析了佛教在汉地演变的过程,进一步彰显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内涵。《通史》的三、四、五、六卷,反复讲述了佛教中国化的精彩篇章。这是《通史》主编与作者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类似的理论创新,《通史》在分析藏传佛教、北方少数民族佛教、乃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区佛教演变的过程中,都有十分精彩的理论分析。正如《通史》总序中所说:“佛教的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正是主编具有这样的清醒自觉,所以主编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

总而言之,《通史》对于佛教发展过程中地域化、民族化特点的分析,不断彰显文明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色彩。通过各卷作者们的努力,在佛教本土化的研究方面,确实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加深了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这是《通史》最引人注目的理论贡献。

深刻分析世界佛教“共相”的最新理论成果

《通史》在梳理佛教“共相”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佛教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佛教对于人性中道德与理智的准确把握。正如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归纳的“轴心期”理论所言,公元前500年左右,特别是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人类“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人们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的方法。”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人类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超越和突破原始文化,并由此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不同的文化形态。尽管雅斯贝尔斯的观察比较直观,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睿智。他的“轴心期”理论,有助于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局限。雅斯贝尔斯观察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世界佛教通史》的主编与作者们,延续着雅斯贝尔斯的“世界眼光”继续前行,深刻揭示了佛教的普遍性内涵。

(一) 深刻分析了佛教的和平属性

和平是最大的道德,慈悲是佛教的标签。《通史》反复强调:“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通史》将佛教的这一特质置于优先的位置予以深度考察,力图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树立一个“样板”。在具体地论述中,《通史》各卷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众所周知,佛教的根本特征在于对生命苦难的深刻体会。佛教基本理论中,不仅有对生老病死等生理方面痛苦的认知,也有对于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人际关系方面无奈的观察,更有对于生命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因缘和合的深层分析。在佛教看来,战争都是对生命的蔑视与摧残。有矛盾,有冲突,可以坐下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解决。只要每一个生命主体认识到万物的本质,净化自己的内心以消除烦恼,生命中自然就会远离争斗。当然,为了彻底实现人类的和平,消除人类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执著”,还需要确立更具理性的“智慧心”,把“慈悲心”和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推广到一切生命当中,彰显“众生平等”的深刻含义。时时刻刻把众生的幸福、自由放在心中,个体心性方面的道德超越又有何难?因此,佛教“悲智双运”体现出来的道德含义,说明佛教不是消极出世的空洞说教,而是引导众生利人求善、追求世界和谐发展的指路明灯。

深刻分析了佛教“理智的方法”

佛教的和平属性,也意味着佛教的包容性、说理性。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佛教发展出了独具特色、且相当完备的论师系统与逻辑学——因明系统。正是在一系列论典与逻辑辩论中,理智的思考成为必须,佛教理论的深刻性、系统性得到了有效地保障。佛教运用理智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生活世界的集中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涅槃与般若。涅槃是烦恼的寂灭,属于清凉的自由自在的境界;般若是世间与出世间智慧的统一,属于通往自由自在境界的必由之路。从历史上看,佛教并不是消极避世的逃跑主义,反而始终体现着积极入世以实现生命超越的价值关怀。佛教倡导“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通过生命主体自身的努力思考与实践,来实现生命主体的自由与解放。佛教的涅槃、解脱、得大自在等理论,实际上主要还是围绕着生命超越而展开的分析。大致说来,佛教理智的方法包括自由的境界与实现自由的方法两个方面。

自由境界,佛教表述为“得大自在”:远离烦恼,身心自由,所作所为,进退无碍。由于自在是诸佛及上位菩萨所具有的功德,所以佛也叫做“自在人”。《法华经·弟子授记品》中说:“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但是,要达到这样的解脱境界,并非易事。佛教一直主张生命的解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佛教的自主观。佛教的三宝信仰,并不是相信佛陀有救赎的神力,而是要相信佛陀以人身的形式完成了生命的超越,相信自己按照佛陀的教导也能够实现生命的超越。佛陀的一生,也无非是实践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的一生;僧尼的生活,也正是建立在“向佛陀学习”的人生实践之上。没有生命主体自身的正信、正知、正见、正行,不可能实现“得大自在”的人生解脱。这种思想体现在佛教发展的始终。佛教的生命观,不是外因论,不是无因论,也不是偶因论,而是“自作业自受果”的生命承担理论。自己的现在源自于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自己的未来也完全取决于自己过去和当下的身、口、意三业。这样的目标,这样的途径,正是一种相当理智的方法。

可见,通过对佛教表现形态多样性的详细分析,以及佛教内涵本质规定的深刻揭示,《世界佛教通史》的成就,在世界佛教研究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史》中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也为今后的佛教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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