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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在乎的东西难存活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7-13  作者:严歌苓  浏览次数:629
太在乎的东西难存活

种豆得豆

by严歌苓

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雇用清洁工

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了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用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瘦,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弓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像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偌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坚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弓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正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说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椎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太在乎的东西难存活

实施垦荒计划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得起千顷橡胶园,我也会发死。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像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地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籽大有讲究,像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豆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豆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做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分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像孩子玩过家家了。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太在乎的东西难存活

化肥毁了菜园子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卖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的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豆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得过量的化肥白茫茫地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像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看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存的扁豆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分,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

惟有扁豆仍青绿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好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娄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豆。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梢,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须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本文转自严歌苓公众号 ID:yan-g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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